林燕妮:跨性別

跨性別的議題,似乎比同性婚姻法律上的地位更具爭議。曾經認識一個決意跨性別的男孩子,稱他作男孩子,因為他仍是「他」,只不過他的心早已決意將自己認作是「她」。那時候,他在一間餐廳當侍應,有意無意地會過來跟我與朋友聊聊天。直至一天,他說要將一個秘密告訴我們。他已在政府醫院排期接受變性手術。雖然覺得平時見他露出女子嬌柔一面,但沒想到他變成女性的決心是如此決斷。基本上,要「跨」過一個性別需要經過不少關卡,生理上心理上作出評估固然,這個小男生說得要注射女性荷爾蒙,過程並不好過。我與朋友只能向他作出支持,因為相信跨性別人士並不是一時之意,而是長時間的自我判斷。記得他還問我,如果我的兒子將轉性為女兒,我會反對嗎。我的回答是「不會」。聽後他幽幽的說,他的媽媽最初反對,但他執意已決,長時間的爭取下,他的媽媽才開始接受他的選擇。我也相信父母聽到自己的子女忽然說要變性,總會大受刺激,不肯接受。但說到底,父母還是愛子女的。與其要他/她們活在一個覺得討厭的性別裏,倒不如成全他們、支持他們。愈是激烈反對,出現反效果時,要修補已不容易。跨性別人士需要社會包容,概括而言,他們是人,自然有人的權利,不過如何將不方便化至方便,例如將洗手間清晰分類,減少不必要衝突,也是急市民所需。[林燕妮]PNS_WEB_TC/20171130/s00198/text/1511979587547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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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性別廁所何去何從?從嶺大開設性別友善廁所說起

([1]為文題) 嶺南大學最近開設性別友善廁所,為教大、港大、中大之後第四所開設性別友善廁所的大學[2],不過最近我們的成員到各大學的性別友善廁所觀察,發現大多數院校的性別友善廁所只是停留在表面工程,將性別友善廁所的門牌取代以往的殘疾人士廁所門牌便當作功德完滿,並未改動廁所的設計,殘疾人士廁所所需使用的扶手、較低的坐廁等均仍存在。在此,我們希望引用台灣的例子,看看大學的性別友善廁所應是怎樣。 在台灣,基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落實,加上台北市政府的建議,大多大學都開設性別友善廁所,但性別友善廁所大多因大學的空間及經費不足,最後只能以殘疾人士廁所改裝而成[3],但這其實衍生兩個問題,一是影響殘疾人士使用廁所,殘疾人士廁所不足,有時大學只在大樓最底層設殘疾人士廁所,貿然將廁所改建,將使原有廁所的使用量增加,未必照顧到殘疾同學的需要,亦可能使使用者之間造成衝突,違反廁所興建的原意;二是性別友善廁所的使用者不少是非二元性別表達者,但廁所空間卻是供殘疾人士使用,是否意味他們的性別表達也是一種「殘疾」?在以往,跨性別者及易服者都被視為有精神病及心理問題,這種設計會否使他們聯想起種種的被排斥、被污名的慘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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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逾二百文獻 重量級報告歸納指性傾向及性別認同非天生不可改變

兩位美國專家回顧了超過200份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同儕評審(peer-reviewed)文獻,合力撰寫了143頁重量級報告《性與性別》(以下簡稱「報告」),旨在釐清關於性傾向和性別的科研成果,令公眾得到更清晰的資訊。[1]報告在「The New Atlantis」期刊刊出,研究發現一些普遍流傳的觀念並沒有科研實證支持,報告亦希望社會關注LGBT群體較多精神問題,以及近年鼓勵性別認同與自身性別不一致的孩子變性的趨勢。聯合撰寫報告的兩位專家,一位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醫學院精神病學及行為科學教授保羅.麥休(Paul McHugh),他過去曾任霍普金斯醫院首席精神科醫生長達25年;另一位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學者羅倫斯.邁爾(Lawrence Mayer),他是生物統計學家及流行病學家,在大學任全職教授逾40年,曾在八間大學執教鞭,包括普林斯頓和士丹福大學。算上兼職工作,邁爾涉獵23個學科,包括統計學、生物統計學、流行病學、公共衛生、社會方法學、精神科學、數學、社會學、政治科學、經濟學及生物醫學信息學等,可見,邁爾是一個全才型研究學者。根據邁爾的自述,原先麥休只是邀請邁爾評論他和他團隊所撰寫的專題論文,確保論文所引用的統計數字的準確性。[2]可是在閱讀超過500份相關科學文獻後,倒引起邁爾的濃烈興趣,他發現LGBT群體普遍承受不合乎比例的精神健康問題。於是他進一步廣泛研讀數以百計文獻,他的閱讀涵蓋流行病學、遺傳學、內分泌學、精神病學、神經科學、胚胎學和兒科,社會科學則涉及心理學、社會學、政治科學、經濟學和性別研究。最後,他反客為主,重新組織並重寫論文,更當了論文的首席研究員,並為論文背書:「我毫無保留地支持本報告中每一句說話,沒帶有任何關於政治或哲學爭論的偏見。這份報告是關於科學和醫學,僅此而已,不多也不少。」以下是這份重量級研究報告的重點摘要。研究結果摘要[3]第一部分: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 未有科學證據支持性傾向是天生不可改變; 儘管證據顯示生物因子——如基因和荷爾蒙,跟性行為和性吸引有關聯,但並非決定性的因果關係。有研究員發現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的腦結構和腦活動有輕微分別,但這神經生物學的發現不足以說明那些分別是源於天生,還是受環境和心理因素影響; 根據針對青少年的追縱研究,一些人的性傾向並非終其一生一成不變,而是會「流動」(fluid);當中一個研究顯示,多達80%曾在青少年時期報稱受同性性吸引的男性,成年後不再受同性性吸引,儘管這研究不無爭議; 非異性戀人士在童年曾遭性虐待的情況比異性戀人士高2-3倍。第二部分:性、精神健康和社會壓力(Sexuality,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nd Social Stress) 比起平均人口,非異性戀群體有較高風險出現各種健康和精神問題; 比異性戀人士,非異性戀人士出現焦慮的情況高1.5倍,抑鬱約2倍,濫用藥物1.5倍和接近2.5倍的自殺風險; 跨性別人士同樣面對各種精神健康問題,不論年齡,曾企圖自殺的跨性別人士估算達41%,而相比美國人平均只是有5%; 雖然有一定證據顯示,社會壓力源(stressors)——包括歧視和標籤,導致非異性戀人士和跨性別人士出現精神問題的風險更高,然而,需要更多優質的追縱研究檢視社會壓力源模式(social stress model)的適用程度。第三部分: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未有科學證據支持性別認同是天生不可改變;「男人困在女人的身體」或「女人困在男人的身體」這類說法沒有科學證據支持; 根據近期估算,大約0.6%的美國成年人心理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不一致; 腦結構研究顯示,腦結構與跨性別認同之間只有弱關連(weak correlations),結果未能為跨性別認同的神經生物學基礎提供證據; 比較平均人口,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sex-reassignment surgery)的成人,精神健康欠佳的風險依然較高;其中一項研究發現,比起控制組人士,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企圖自殺率高5倍,死於自殺的風險更高達19倍; 自我認同為異性的兒童中,只有少數在進入青春期和成年後,情況仍然持續,因此,必須小心處理這些兒童的個案; 儘管一些自我認同為異性的兒童,他們的情況備受肯定時,其心理健康或會得到改善,但仍欠缺科學證據支持延遲青春期發育或抑制青少年第二性徵發育的醫療干預。沒有證據顯示所有出現非原生性別想法或行為的兒童,應該鼓勵他們成為跨性別人士。從上述各點,進一步簡單歸納出以下七重點: 未有科學證據支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是天生不可改變; LGBT人士出現各種健康和精神問題(焦慮、抑鬱和自殺)風險較高; 社會歧視和標籤,不足以解釋全部負面健康和精神問題結果; 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精神健康欠佳的風險依然較高; 自我認同為異性的兒童中,只有少數在進入青春期和成年後,情況仍然持續; 支持延遲青春期發育或抑制青少年第二性徵發育的醫療干預的科學證據相當少; 沒有證據顯示所有出現非原生性別想法或行為的兒童,應該鼓勵他們成為跨性別人士。回應批評這份重量級報告不利於LGBT運動意識形態,自然引來不少批評。[4]一個比較常見的批評是指出邁爾和麥休的報告並非新的重大研究,只是回顧過去的研究,也沒有經過同儕評審。這批評的內容大致不錯,然而卻是無的放矢。如果是新的研究,無論多嚴謹,也只是一份研究,由於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可以在實驗室重覆驗證,因此,單一研究往往難以證實某項假設;相反,報告檢視了超過200份同儕評審的文獻,得出的結論自然比單一研究可信得多。再者,報告檢視的文獻本身是同儕評審的文獻,因此,批評報告沒經過同儕評審似乎帶點吹毛求疵。此外,有人質疑邁爾並非性學的專家,然而,上面已指出,邁爾是全才型研究學者,在各大學任教不同學科,亦大量研讀相關文獻。再者,麥休正是這範疇的專家,當年霍普金斯醫院結束性別重置手術服務,麥休也有參與決定。他們兩人共同撰寫報告正好彼此補足各自的專長。羅夫城大學心理學教授華倫(Warren Throckmorton)引述西北大學心理學教授貝利(Michael Bailey)指出,報告沒有加入最新的表觀遺傳(epigenetics)研究,華倫似乎暗示報告刻意迴避某些研究,並不公允。然而,「The New Atlantis」期刊編輯回應時指出,相關研究對於同性戀是否天生和固定仍未有定論,而且貝利的研究只是用了一小段談論表觀遺傳,基本上更是說現有證據能解釋的不多。換言之,表觀遺傳的研究並沒有影響邁爾和麥休報告的準確性;相反,貝利倒是認同報告指出社會壓力源模式(social stress model)並不能解釋所有LGBT人士的不良精神健康狀況,以及實證研究並不支持性別認同是天生不能改變,並十分同意這些問題應公開討論和進行嚴謹的實證研究,找出真相。還有「23andMe」研究、同性戀公羊的研究、腦結構研究和Tomeo研究等不同質疑,這裡也不細表,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他們的討論。反而在尾部,華倫自己承認了未有單一理論能解釋性傾向的成因,他引述貝利的研究:「關於是甚麼原因導致男性、女性或雙性性吸引,並沒有特定的理論得到足夠的支持,以贏得所有具理性的科學家的支持,他們大部分仍然是很大程度上持開放的態度。」華倫不止一次表示不應排除生物因素(prenatal causes / biological factors),彷彿邁爾和麥休的報告把生物因素排除掉,如華倫寫道:「在現階段的知識和研究找不到生物理論的證據,不代表產前因素不重要,或沒有因果關係。」「我同意貝利指出現時證據未就特定生物理論達成共識,但我不認為有人可聲稱產前因素已被排除。」然而,邁爾和麥休報告的結論只是說未有科學證據支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是天生不可改變,並沒有排除生物因素,華倫似乎是「打稻草人」了。報告的社會意義這份報告引來不少批評,實屬意料之內,某程度反映這份報告的影響力。那些批評,不少有「雞蛋裡挑骨頭」的意味,譬如批評報告沒提及某份研究,可是那些研究對報告的結論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總結而言,正如邁爾所說,報告是如其所是地呈現關於科學和醫學的現存事實。儘管報告只是列出現存的科研實證,但結果卻有深一層的社會意義。過去數十年,同性戀運動一直積極參與各專業領域,包括司法界和學界,甚至政界,透過不斷傳播其實未有科學實證的宣稱,成功將LGBT運動塑造成繼黑人平權運動之後的公民運動。然而,一個必須問的問題是,這種發展真的對LGBT群體有益處嗎?進一步問,這運動帶來的社會轉變是人類福祉還是破壞?譬如說,過去數十年不少研究支持同性撫養(gay-parenting),認為同性撫養的孩子跟傳統雙親家庭的孩子沒有分別,甚至更好。然而,這些研究一直被質疑使用數量少的偏差樣本,根本不具代表性,尤其絕大部分是研究女同性戀家庭,缺乏男同性戀家庭的研究。[5]儘管支持LGBT運動的人一直極力透過科學支持他們的立場,但這麼多年來,也缺乏支持男同性戀家庭的數據,豈不正說明了一個事實——同性家庭整體而言確是不及異性雙親家庭嗎?可惜意識形態蓋過了科學實證,令愈來愈多沒有選擇權的孩子被注定沒有爸爸或媽媽。這真的公義嗎?第二個例子,跨性別運動的支持者,聲稱性別認同是天生不能改變,因此應盡早肯定兒童的跨性別感覺,從小讓他們變性,否則,當他們的跨性別訴求被否定時,可能會導致自殺。再一次,他們的倡議並沒有科研實證支持,可是,現實是他們的主張漸漸成為主流,歐美愈來愈多家長相信,應從小讓有跨性別感覺或行為的小孩開始以異性身份生活。這對那些跨性別小童和他們的家人公平嗎?跨性別運動美化跨性別和變性,令更多人不必要地擁抱跨性別身份,這真的是為了他們的福祉著想嗎?另外,是甚麼原因推動邁爾反客為主,肩負起首席研究員之責?是他在研讀文獻時,發現LGBT群體正承受不合乎比例的精神健康問題,他關注這些情況。如果社會只不斷為他們爭取各種權利,卻忽略探討問題的真正成因,不單不能為LGBT群體的問題對症下藥,也對因各種遷就LGBT群體的政策而遭受不利的其他人不公平,譬如同性婚姻會壓逼不認同人士,遷就跨性別人士使用異性廁所和更衣室,亦侵犯了女性的私隱權和安全權等。以上所述的情況每一種也很複雜,難以三言兩言說清,需要另文討論。無論如何,這份嚴謹的重量級報告,釐清了現時的科研證據,無論在社會討論的層面,還是政策制訂的層面,亦極具參考價值。希望香港對LGBT議題的討論,是建基於科研實證,而不是當時得令的意識形態。[1] Mayer, LS, & McHugh, PR. (2016). Sexuality and Gender: Findings from the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New Atlantis, No. 50.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number-50-fall-2016.[2] Ibid. Preface, p. 4.[3] Ibid. Executive Summary, pp. 7-9.[4]本文所引批評主要參考自羅夫城大學心理學教授華倫(Warren Throckmorton)的評論,取自:http://www.patheos.com/blogs/warrenthrockmorton/2016/08/27/editor-of-the-new-atlantis-responds-to-my-critique-of-the-mayer-and-mchugh-article/。[5]關於同性撫養研究的問題,請參考本會一份評論:《拆解同性撫養的迷思》。 性 性別 LGBT 性小眾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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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配不起「人妖黨」的稱號-由梁詠恩參選說起

一直參與推動性小眾平權的跨性女同志梁詠恩(Joanne),受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之邀加入該黨,試圖透過參與黨內初選,出戰立法會新界東地區直選,希望藉此把性小眾平權議題帶入香港主流政壇。我作為性小眾一員,清楚知道有關性身份、性傾向及婚姻權利等議題,向來都難以走上主流政壇的高台。儘管大家對泛民政黨的傳統印象,都比建制派較為傾向同情、支持性小眾,甚至有政治人物高調參與同志遊行等公開活動,順勢吸取同志選票的支持;但很多性小眾選民未必有留意的是,畢竟這些票源「多元」的政黨,尤其像民主黨及公民黨這類「大型政黨」,為了不得失保守選民及黨內樁腳,在立法會出現涉及性小眾的議案時,黨員取態往往不一致,甚至出現如涂謹申及黃成智等,這種公然用宗教為理由反對性小眾人權的議員。選舉期間,性小眾議題更是各政黨的「避諱」。以剛過去的新界東立法會補選為例,七名候選人中只有梁天琦「夠膽」提出同性伴侶公民結合的政綱;有電台主持詢問候選人是否支持同志婚姻,公民黨的楊岳橋作出了最壞的示範:在其他人都清晰表示支持或反對時,楊卻僅給出「支持平權」這種模稜兩可的答案;有選民更把此事無限上綱為「對泛民的攻擊」、「小眾利益議題不應在選前提出」這些侮辱性小眾的質疑論點。而形象老牌、主打地區、草根的民主黨,保守程度更超越所有泛民政黨。梁詠恩表態參加黨內初選,儘管在民意調中居首,仍在有黨員「中傷」下,在黨內投票中飲恨,輸給還未有全港知名度的另一參選人林卓廷。她直言首先遇到的挑戰,就是來自黨內的非議,還有大佬們對她的無視,甚至冷嘲然諷:「有人鼓勵我出選立法會,也有人說,如果被我出『隊頭』,民主黨不是變成『人妖黨』?」「人妖」這種極度過時、輕侮的稱號,出自多「耶撚」的民主黨人口中,事實上我毫不驚訝。雖然我曾見過劉慧卿隱身在同志遊行的隊伍中,我不會質疑她對性小眾的支持;不過她邀請梁詠恩入黨參選,是希望改變黨內對性小眾的抗拒歧視;梁詠恩的加入,是想「革新」已成賣港黨的民主黨的話;我覺得,或許雙方這次嘗試都是「緣木求魚」。垂垂老矣的過時政黨,配不起「人妖黨」的稱號,只配在九月選戰中消失。性小眾若想把性小眾聲音帶進立法會,連結傘後青年政團,甚至自組政黨參選,似乎已是必然選擇。作者博客:https://www.facebook.com/jiajiahenry/ 性別 L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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