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明樂:助紂為虐抑或功德無量

間中跟公務員舊同事相聚,反覆討論這話題─我說,如果政策方向出了錯,幫忙落實,豈不助紂為虐?舊同事不同意,他們說,方向再錯,盡量減低傷害,一樣功德無量。我一直不懂回應這一點。直至讀罷《公義的顏色─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終於想通。原來,有些東西,我們一直搞亂了,本末倒置得很離譜。執政者、公務員和民間倡議者該如何分工?執政者掌握社會大形勢,最適合掌舵政策方向。公務員緊守崗位執行政策。NGO最貼近民情,可以在實際操作中補位。理想,合該如此。現實卻是,坐擁資源與權力的政府,政策老是走歪路。NGO大聲疾呼公義,卻勢孤力弱。公務員夾在中間,上司命令不可違,唯有努力替爛鞋繡花,美其名減低傷害。簡單講,三方互相消耗,三輸。王惠芬描述,社會服務理應是使命主導的,有需要就有服務。實情卻由金錢主導,有資源才有服務。為什麼會這樣?社福機構要扭轉政策,很難;順着資源走,比較易。事關主導的權力與責任,其實在執政者手上。問題是,何解執政者總是走錯路?視乎如何定義對與錯。我們相信,「公義」,就是對。執政者卻認為,「平衡利益」,才是對。兩者一旦存在矛盾,公義總是率先被犧牲。平衡利益的終極目標是─無人嘈。是以不難理解,何以沉默的少數,例如少數族裔,在政策中總是沒有位置,因為根本嘈不起。別怪抗爭者終日在吵。在平衡利益的泥漿摔角中,吵鬧是唯一被看見的方法。然後某天,余志穩走出來,相信她吵了這麼久,「she must have a point」,二人裏應外合,推動反歧視新一頁。余既是公務員,也是最終加盟NGO的前高官。原來助紂為虐或是功德無量,說到底也不是非黑即白的零和遊戲。[黃明樂 wong_minglok@yahoo.com.hk]PNS_WEB_TC/20170927/s00196/text/150644969032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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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妖魔化境外NGO

上周四,全國人大常委會三審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管理法),國家主席習近平隨即簽署第44號主席令,管理法明年1月1日起實施。新法例是「國家安全」系列立法之一,與《國家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網絡安全法》等法例一起落實習近平主張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今次針對境外NGO(非政府組織)所通過的管理法共有7章54條,包括總則、登記和備案、活動規範、便利措施、監督管理和法律責任等內容,其中最受爭議的是法例賦予公安部門很大的執法權力。公安機關嚴陣以待一般而言,境外NGO屬於民政部門的管理範疇,但新法例規定境外NGO要向公安部或省級公安機關登記,並接受其管理。法例全文共出現了19次「公安部門/機關」,是最高的詞頻之一,但民政部門則一次都未出現,顯示內地已清楚將境外NGO當作是一種可構成國家安全和穩定風險的組織來管理甚至打擊,它們可能會是麻煩甚至是罪惡的一種,所以公安機關嚴陣以待,而民政部門對此毫無角色,因為有槍有炮有棍棒有拳頭者方能震懾和壓住敵對勢力。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社會法室巡視員郭林茂就解釋:「任何國家對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理都有不同的管理體制。中國公安機關有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行為的職責,公安機關還有戶籍管理、國籍管理、出境入境管理、外國人在華活動管理等管理職責。」除了負責登記和管理,公安部門還可對境外NGO實施以下「監督管理」措施:(一)約談它們的負責人;(二)進入它們在中國境內的住所、活動場所進行現場檢查;(三)詢問與被調查事件有關的單位和個人,要求其對與被調查事件有關的事項作出說明;(四)查閱、複製與被調查事件有關的檔、資料,對可能被轉移、銷毁、隱匿或者篡改的檔、資料予以封存;(五)查封或者扣押涉嫌違法活動的場所、設施或者財物。此外,法例亦幾次提及「國家安全」,各兩次提到境外NGO不得從事政治活動和資助宗教活動。境外NGO如觸犯以下條文即可取締:.造謠、誹謗或者發表、傳播其他有害資訊,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國家利益的;.從事或者資助政治活動,非法從事或者資助宗教活動的;.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情形的。事實上,中國官方一直視公民社會是洪水猛獸,到習近平上台後更變本加厲,俗稱「七不講」的中央9號文件已表明宣揚公民社會,是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認為宣揚公民社會的實質,是要把基層黨組織領導和基層政權排除在基層群眾自治之外,甚至對立起來,最終形成政治對抗力量。非政府組織可彌補政府市場失效政治官僚低效不是萬能,市場唯利是圖難懂弱勢,非政府組織可以彌補政府和市場的失效。請中國官方不要再妖魔化境外NGO,對其作最有限度的監管就好了。原文載於2016年5月3日《明報》觀點版。 中共 公民社會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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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勞工NGO 關係會變「和諧」嗎?

今年廣東的冬天來得遲了些,「3次入冬都未成功」。人們在馬路或者地鐵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穿著短褲短袖涼鞋,有人穿著毛衣風衣羽絨服。對珠三角地區的勞工NGO來說,這個遲到的冬天特別寒冷。12月3日,廣州、佛山兩市多家勞工NGO的10多名工作人員和工友志願者被警方帶走,至少有5人已確認被刑事拘留。儘管近年來珠三角的地方政府對勞工NGO的各種打壓和嚴格管控已經是家常便飯,但警方如此大規模地抓捕勞工NGO工作人員及其志願者仍屬罕見。那麼,為什麼警方偏偏在這個冬天向勞工NGO伸出刑事干預之手呢?我們必須從近年來珠三角製造業個別勞動關係隱退、集體勞動關係逐漸形成的大背景開始說起。工人訴求正在轉變一、珠三角製造業的勞資矛盾激化並非勞工NGO之過珠三角地區以外向型的輕工製造業企業為主,生產出來的服裝鞋帽箱包和五金電子產品等主要用於對外出口。製造業企業的類型主要是港資、台資和私營企業。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珠三角地區的出口型企業逐步受到嚴重影響,勞資矛盾日益尖銳,工人愈來愈多地用集體行動的方式向企業討要工資、補繳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甚至有的工人要求企業提高工資、組建工人自己的工會。工人的訴求正在從「底線型權益」向「發展型權益」轉變。可以說,過去那種「低人權優勢」的製造業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同時,「騰籠換鳥」的產業升級政策也迫使不少製造業企業搬出深圳、東莞,甚至搬離珠三角。這些企業的關閉、停辦、合併、轉產引發了大量的勞資矛盾和產業衝突,主要原因是企業拖欠工人工資,未繳齊工人的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以及遣散工人引發的補償金和賠償金問題,這是《勞動合同法》規定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由此可見,珠三角地區的勞資衝突增加是全球金融危機、「低人權發展模式」終結、產業轉型升級和企業「關停併轉」綜合作用的結果,這裏本沒有勞工NGO什麼事。資本家官員不願接受集體勞動關係二、勞工NGO的工作及其污名化的社會標籤珠三角地區的勞工NGO之所以會受到政府的關注和壓制,主要在於它們自身正在適應廣東集體勞資關係形成和工人需求新變化而進行的角色轉型。在珠三角工人集體行動愈來愈頻繁,集體勞動關係逐漸形成的大背景下,勞工NGO逐漸發現自身原有的常規工作比如工傷探訪、勞工權利宣導和工人社區服務等的局限性。這些勞工NGO的工作人員大都接受了市場經濟社會普遍推行的集體談判的理念與制度,其工作重心正在從宣導勞工權利、為工人提供各種服務向推動真正的勞資集體談判轉型,力圖扮演好介入工人集體行動、做好工人的集體談判專家和顧問的新角色。這種新角色恰恰是中國工會組織最欠缺的地方。勞工NGO試圖扮演的這些新角色是資方(特別是港台企業)、部分工會幹部和政府官員不願意看到,也不能夠接受的。香港六大商會竭力阻撓廣東省集體談判條例的通過就是例證。2014年9月最終通過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更加符合資方的利益,而不是勞動者的利益,這反映了資本家和部分官員既不願意面對,也不願意接受珠三角地區集體勞動關係逐漸形成的現實。勞工NGO不受待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近年來,勞工NGO普遍遭遇過被房東逼遷、不明人物騷擾、吊銷營業執照等重重壓力,不少勞工NGO工作人員也被砍傷、毆打、行政拘留乃至刑事拘留。一些媒體藉機抹黑勞工NGO,對勞工NGO及其工作進行污名化。一種常見的說法是認為勞工NGO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資金支持,這種說法掩蓋了勞工NGO在國內融資難、缺乏資金支持、運轉困難的現實困境;而且,不分青紅皂白就把香港和發達國家的基金會一律說成是「境外敵對勢力」既不符合事實,也違背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第二種說法是勞工NGO刻意製造勞資矛盾,通過「碰瓷」牟利,這種說法完全無視那些出現勞資衝突的企業未依法繳納員工的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甚至欠薪逃匿的違法事實,更不用說需要依法發給勞動者的補償金了。第三種說法是勞工NGO通過「查廠」收受企業賄賂,這就是典型的張冠李戴,錯把企業社會責任機構的「查廠」當成是勞工NGO的工作,這種連基本事實都弄不清的抹黑根本不值一駁。第四種說法是勞工NGO財務不清、帳目混亂、負責人挪用公款,這是必須經過審計才能得出的結論,在沒有經過審計之前就廣為散布,不僅是「欲加之罪」,還涉嫌造謠。促進勞資談判 解決衝突三、勞工NGO是構建理性和平的勞資關係的積極力量事實上,勞工NGO是珠三角地區構建理性、和平的勞資關係的積極力量。勞工NGO的主要工作是適應珠三角地區集體勞動關係開始形成的現實需要,加強工人團結,促進勞資雙方進行集體談判解決矛盾和衝突,建立更加理性的勞資關係,維護產業和平,並沒有讓勞資關係變得「不和諧」。原因並不難以理解:首先,勞工NGO的工作人員大都熟悉勞動法律法規,懂得如何利用勞動法律法規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讓勞動者團結起來與資方集體談判,而不是讓工人被迫上街堵路,釀成所謂「群體性事件」,更不願意看到權益受損的工人像絕望的富士康青年工人那樣無奈地選擇自殺,或者因為工人不懂法、不理性而造成騷亂,造成勞資政三方都不願意看到的悲劇。第二,勞工NGO的大多數工作人員都出身於普通工人,熟悉工人的需求,和工人有着天然的階級感情,能夠和工人群眾打成一片。他們有能力引導工人整合自己的利益訴求,選出合適的工人代表與企業進行理性的集體談判,在企業內部建立集體談判機制,有力有禮有節地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最終形成勞資共贏的良好局面。第三,勞工NGO推動的集體談判可以促進勞資自治,避免地方政府對勞資關係的不適當干預,也可以減少基層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某些企業主與基層政府官員關係密切,動輒迫使地方政府出動特警,牽着大狼狗干預工人在廠內的罷工行為。這種濫用公權力的行為不僅會滋生腐敗,更有損政府的合法性,直接影響執政黨在工人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取締將激發更激烈抗爭最後,就算廣東取締了所有的勞工NGO,拘留勞工NGO的工作人員,珠三角的勞資關係也不會因此變得「更加和諧」。畢竟,造成勞資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經濟下滑、企業搬遷以及由此帶來的未依法繳納社保、住房公積金、拖欠工資、欠薪逃匿等違法行為,勞工NGO的工作並沒有讓珠三角的勞資關係變得更壞,而是在盡力幫助勞動者理性、和平地解決勞資矛盾,盡可能減少由於勞動者不懂法、不理性而造成的傷害/殺害僱主、群體性騷亂等社會悲劇。簡言之,如果取締全部勞工NGO,珠三角勞資關係的天秤會更加傾向於資本家和企業,而處於弱勢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更加沒有保障,這將會進一步激發勞動者的團結意識,採取更加激烈的方式抗爭。對政府來說,這可能是一個更加難以收拾的局面。作者是勞工問題研究者文:馮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21日) NGO 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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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者你忘掉了什麼?

從大學時代起認識莊陳有,他是朋輩中執著理想一往無前、始終如一的異數。但真正與莊陳有頻密交往,卻要從2002年南非的約翰尼斯堡說起。那一年聯合國召開「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莊陳有以香港樂施會總幹事身分出席,而我剛好率領香港非政府組織代表團參加,從此大家因為致力應對氣候變化而走在一起。在由江瓊珠撰文的新書《香港最美:毅行者的前前後後》中,莊陳有不僅是受訪者之一,更可說是今天毅行者的始創者。雖然第一屆毅行者是由駐港英軍於1981年創辦,其後由啹喀兵組織,樂施會成為受惠團體,但若果當啹喀兵在1997年撤出香港時,莊陳有沒有代表樂施會咬起牙齦接辦毅行者,這項活動的名字可能早已從香港人的記憶中消失。莊陳有信奉公民社會的自身價值,他想用毅行者打破兩項迷思:要有出色的管理非靠商界不可,要人盡心盡力工作非有金錢回報不可。《香》書中的每一篇故事都是笑中帶淚的實例,證明了公民社會原來有超乎想像的能力,用一套「參加者變組織者」的方程式,把近乎不可能的任務完成。香港樂施會從毅行者所得的捐款,在莊陳有任內從不到一千萬元上升至二千多萬元;毅行者更從香港「輸出」到16個城市,不僅說明了毅行者的感染力,更證明了公民社會的潛在力量。如果你希望從書中找到勵志故事,你必定滿載而歸。但掩卷以後,你可能若有所失:究竟挑戰自我,在山上變成「好人」(蔡東豪語),是否毅行者的初衷?樂施會「助人自助」的扶貧精神,是否等同籌款再籌款?對很多人來說,樂施會幾乎是地震救災和街頭籌款的同義詞,但其實樂施會理應是不折不扣的顛覆性組織,因為它致力消除貧窮,立足於「貧窮源於不公平」的信念。既然「貧窮源於不公平」,而不公平源於不公義的制度,所以消除貧窮必然要從改革或推翻體制入手,否則一切只是小修小補,甚至可能淪為建制的遮醜布。這種說法可能嚇怕很多毅行者,因為他們樂於行山籌款,卻從未有想過把自己變成顛覆分子。 貧窮源於不公平顛覆究竟有多可怕?首先得看看不公平有多可怕。英國樂施會在今年初趁有富豪俱樂部之稱的「世界經濟論壇」召開期間,發表了一份題為《財富:擸到盡還要更多》的報告,指出從明年起,全球百分之一人口擁有的財富將超越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九,全球八十個最富有人士的財富相等於全球一半人口。誰敢說這愈趨極端的財富分配全因這一少撮富人的特殊聰明才智,而與政治經濟制度無關?無論毅行者是否有意顛覆制度,但富人花錢把對己有利的制度繼續顛覆至更加有利的格局卻絕不手軟。福布斯榜上兩成億萬富豪都投資於金融保險業,而該行業單在2013年已花了5.5億美元游說金,用於華盛頓和布魯塞爾,促使美國和歐盟制訂更寬鬆的政策。這些游說金本小利大,回報率極高,因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光是美國政府用於補貼「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已每年耗資830億美元。 毅行者須是顛覆者香港是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厲害的城市,背後的制度不公義自然也最極端,所以我們擁有三分之一長者和四分之一兒童活在貧窮線下的驚人業績 (未知港府會否爭取列入健力氏世界紀錄大全) 。但到了香港樂施會「你的參與」網頁,除了毅行者以外,盡是「樂施扶貧同樂行」、「樂施米義賣大行動」、「樂施音樂馬拉松」等等,究竟顛覆制度的訊息跑到那裏?改變不公義的策略為何無影無蹤?前年毅行者碰上西貢大浪西灣村民封村抗議,馬上繞路而行,以「行軍效率」來說非常高超。但封村反映的制度不公,包括原居民丁權、鄉郊欠缺永續發展等深刻政策矛盾,是否真與毅行者對抗不公義的使命無關?組織者的應變能力是否等同「斬腳趾避沙蟲」?若果毅行者的感染力,能夠從行山籌款和挑戰自我,擴展到對抗貧窮的成因:市場監管薄弱(雷曼苦主、最低工資) 、資源分配不公(全民退保、房地產壟斷),以至公共政策向權貴傾斜的根源(立法會功能組別、特首小圈子假普選),等於每年多了幾千人投身改革社會和挑戰建制,影響非同小可。毅行者要成為顛覆者,須先防止樂施會被「河蟹」。全球各地的樂施會皆是獨立運作的機構,為何英國等地樂施會有清晰的改革制度議程,香港卻如此薄弱?連一份分析香港財富不均根源的詳細研究報告也欠奉。若果毅行者真心相信「貧窮源於不公平」,便不僅要訓練行山耐力,更要培養改變建制的能力。寄望《香》書很快會出第二版,記述毅行者改變社會不公的感人經歷,毋忘初衷。註:《香港最美:毅行者的前前後後》,江瓊珠撰文/採訪,進一步出版社出版,2015年4月文__黎廣德編輯/高卓怡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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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文流站:直接把送錢給窮人未嘗不可 — 來聽 GIVEDIRECTLY 營運長 JOY SUN 的 TED 演講

文:吳易珊GiveDirectly 建立一個將捐款直接交付給窮人的環境,強調效率、透明與尊重。捐款人只要上 GiveDirectly 網站就能線上捐款,GiveDirectly 收到捐款後會直接將錢轉給烏干達或肯亞的貧窮家庭,讓貧窮家庭可以用手機電子錢包購買自己需要的東西。縮減行政與中介費用,並運用電子錢包、數位地圖等科技,GiveDirectly 確保捐款最後至少會有 90 % 送到受捐者手上。研究結果也發現,將捐款直接交給窮人而不是由組織代買物資,能更有效率的改善他們生活。以下是 GiveDirectly 營運長 Joy Sun ,2014 年 7 月於 TED 演講的逐字稿整理:Joy Sun : 我猜每個非洲救援工作者的職業生涯都會有這個階段,他會想把自己的計畫經費──可能關於教育或培訓──全打包起來,搭上飛機、飛過國家最貧窮城鎮的上空,再把錢灑出窗外。因為對一個資深救援者來說,把冰冷、沒人情味的現金交到窮人手上聽起來並不瘋狂,甚至令人滿足。工作 10 年後我也到了這個階段,幸運的是,那時的我已經知道這個點子真的可行,它可能還正是救援系統需要的。經濟學家稱它「無條件現金移轉(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而它真的是這樣:無條件給你現金。開發中國家政府從事這個已經好幾十年,現在有了更多證據與新科技,它就有可能變成提供救援的模式,這是很簡單的點子對吧?為什麼我為窮人做其他事做了 10 年,而不是直接給他們錢呢?老實說,我曾相信比起讓窮人自行運用,由我替他們使用這筆錢效益會更大。我有兩個假設,一是,窮人之所以會成為窮人,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沒有接受教育,不懂如何做出明智選擇;二是,所以我們需要像我這樣的人,去找出他們需要什麼再送過去給他們。然而,證據證明事實並非如此,近幾年研究者研究我們給窮人現金後發生了什麼事,數十件研究結果指出,人們用這些錢改善他們的生活,烏拉圭孕婦為了生出更健康的嬰兒而買較好的食物,斯里蘭卡的男士則投資自己的事業。研究者研究我們在肯亞的工作,發現人們投資的資產從牲畜到提升居住品質的設備都有,而且他們還注意到現金送出一年後人們的收入都提升了,不論他們是經商還是務農。沒有一項研究顯示,接受現金的人變得好吃懶作、花更多錢在吸菸或酗酒上,他們反而更辛勤工作。剛剛說的都是物質需求。在越南,年長獲款人用他們得到的錢買棺材,就像一個懷疑馬斯洛理論正確與否的人,我發現把精神需求排在最後的理論讓人汗顏。我不知道我該給他們食物、設備還是棺材,這就是問題―我們真的厲害到能幫窮人分配資源嗎?我們值得這些支出嗎?再次,我們可以檢視過去經驗了解,如果只是給出我們自己選擇的物資會發生什麼事。在某個非常能反映現實的實驗中,研究者觀察印度的一個發送家禽給極端貧窮民眾計畫,發現有 30 % 的領受人有改善生活,並售出他們最初得到的禽類以換取現金。諷刺的是,在這計畫中每送出與美金 100 元等值的資產,就要花 99 美元在行政與其他費用上。如果我們運用科技直接交付現金呢?不論是經由救援機構,還是經過我們其中任何一人將錢直接送到窮人手上。今天 4 分之 3 的肯亞人使用手機電子錢包,他們可以透過任何手機來使用銀行戶頭裡的錢;發送人按個鈕,付擔 1.6 %手續費,就能直接把錢轉進收受人戶頭,不用經過任何中介機構。就像生活中新科技打亂了我們的工業,貧窮國家的付款技術一樣會打亂救援,它散布的很快,可以想像它將觸及世界數十億貧窮人口。這就是我們開始「馬上捐( GiveDirectly )」的原因,我們是第一個致力直接將現金送到窮人手上的組織。我們至今已送出現金給 3 萬 5 千名位居肯亞郊區與烏干達的民眾,一次提供一個家庭 1000 美元。直到現在,我們仍努力尋找在最貧窮城鎮裡的最貧窮人口,在世界的這一面,他們住在用泥巴與茅草蓋的屋子,而不是鋼筋與水泥。假設那是間小屋是你家,我們拿著安卓手機出現在你家門口,我們會問你的名字、幫你與小屋照張相,再衛星定位你的家。我們當天晚上就會上傳資料到雲端,每個片段都會由獨立團體審查,利用衛星影像等方式。然後,我們會回來找你,如果你本來沒有手機,我們會賣你一隻基本款,幾周後我們會匯出手機費用。5 年前還是天方夜譚,但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做的有效率,並免除貪汙的疑慮。我們給窮人越多錢,就得到越多證明方法有效的證據,越忍不住重新思考我們到底該提供什麼。現在救援背後的邏輯都太平常,雖然我們還是做了好事,但當我們沾沾自喜於自己的成就、當我們告訴別人總比什麼都沒做來得好時,我們的投資總會效率不周,用自以為創新的方法把錢投資在寫報導、機票或休旅車上。如果採用這個邏輯,我們能做得比直接給錢還要好嗎?組織需要證明他們能為窮人做的,比窮人能為他們自己做的還要更多。當然,給錢沒辦法像根除疾病或蓋堅固的建築一樣創造公益,但它提升了我們的目標到改善每個家庭的生活。我相信救援,我相信大部分的援助都比在飛機上撒錢來得好,我也確信現今很多援助都不比直接給窮人錢還好。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做得更好,謝謝。?延伸閱讀1. NPOst <國際:願意買瓶裝水,卻不願助貧童?來成為有效率的給予者吧!>2. NPOst <知識:用科學的方法做好事!― 8 個從科學看公益的研究案例>原文載於公益文流站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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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我在圍欄那邊的朋友

31歲的菲耶爾斯塔爾(Ane Bjøru Fjeldsæter)是一名心理學家,來自挪威的特隆赫姆(Trondheim)。她最近參與了無國界醫生於蒙羅維亞的伊波拉救援項目,為期一個月。一道橙色的雙層圍欄,把利比里亞分割開來。我們架起這道圍欄,不讓病人靠近我們,把健康而較幸福的我們,和患病而有需要的他們分開,讓我們覺得疾病沒那麼致命。我們架起這道圍欄,有個崇高的原因,就是要提供隔離治療。Patrick在圍欄裡面,而我則在外面。我每天都看到他,我們會互相微笑揮手。Patrick只是個孩子,但他和年齡比他大三倍的人一起玩耍,像要證明自己還年輕,不應該太早死去。他們在有力氣時會玩象棋和樸克牌,有天我穿著像太空侵略者穿的防護衣物,把一台收音機帶了進去,之後他們也用來聽英國廣播公司的非洲頻道。Patrick的笑容腼腆而且歪向一邊,右眼有個瘀傷。他剛失去了母親,父親則和他一同住在這可怕的地方。每天我都會告訴自己:Ane,不要向這孩子付出真心,因為他活不下去。他在這裡一個星期,之後就會永遠離開。他一旦離開以後,你要怎樣工作?你不知道你在這裡面對的是甚麼嗎?像電台所說的,是「伊波拉的事」。百分之九十的死亡率。在圍欄那邊的人不會回到這邊來。你知道的,靠得太近會有危險。我每天都這樣告訴自己,但從不聽自己的話。每天早上回去上班時,我實在無法不去尋找那歪著的笑容,也無法不留意到他的能量水平每天的細微變化。我不得不和他揮手,細看他的臉和他的醫療圖表,尋找任何可以讓我期待他情況正在改善的跡象。任何讓我期待有天我可以和他一起玩撲克牌,而不用戴著面罩、護眼鏡和雙層手套的跡象。[caption id="attachment_31900" align="alignnone" width="429"] Ane and Patrick[/caption]可怕的早上終於來到。那個我早已準備好的早上,Patrick不再向我揮手。我看著圍欄的另一邊,他正躺在陰涼處的一張毛毯上。那些男人,也就是他的朋友們,悄悄圍著他,看來很擔心。我穿上防護衣,步向病房,怕最壞的情況會發生。Patrick的父親告訴我,他整晚胃痛,嘴唇乾裂、發燒、雙眼空洞,一點氣力也沒有。Patrick一看到我,便試著笑起來。「我的好朋友Patrick,你看來不太好。看到你這樣我很擔心,我可以為你做些甚麼?」他看上來,小聲說了幾句話,穿著厚重太空衣的我於是靠向前。他在說甚麼?「我說,可不可以幫我帶輛單車」Patrick,你要騎單車去哪裡呢?你愛你的媽媽,在她生病時,你就在她旁邊。現在,你被橙色的圍欄包圍,永遠也沒法學騎單車。你以為這只是胃痛嗎?你年長的朋友們沒告訴你關於伊波拉的事嗎?還是在英國廣播公司非洲頻道告訴你,不久後你將會出現便血病徵的時候,他們把音量調低了?我出去了,不想戴著護眼罩流淚。我討厭自己遇上這個孩子。為甚麼我總是不留在家裡?那天我請了假。我答應自己會找份正常工作。第二天早上,有些事情把我帶了回去。我想為Patrick的父親去那裡,無論他正經歷些甚麼。他看起來很疲倦,但看到我越過圍欄便笑了起來。他一屁股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有個人對著我腼腆一笑,笑容歪向了一邊。我們揮手。我看到Patrick沒有力氣離開椅子,所以我穿上防護衣走了進去。雖然只看到我一部分的臉,但他把我認出來了。「我看到了我的朋友,但看不到我的單車! 」我不能告訴他,我當時不認為他能夠活著度過晚上。我嘗試找尋合適的字眼。我能說我忘記了嗎?Patrick嚴肅地看著我。「女人是善忘的,但男人不是!」Patrick,你到底是從哪裡學到這些的?這就是你從你伙伴那裡聽來的話嗎?答應我,有天你要和同齡的孩子一起玩耍。上星期日,Patrick和他父親一起出院。他們兩人看來筋疲力盡。我幾乎不能相信帕特里克在右眼的瘀青散去前便治好了伊波拉。他變得很瘦弱,我們要在他的褲子上繫上一條繩子。從治療中心出院是一件令人混亂的事。幾星期以來人們都害怕接近你,突然他們卻想擁抱和親吻你。這足以把任何人弄得頭昏腦脹,即使是像Patrick這樣老成的年輕人。病人康復不太常見,但當有人康復時,我們會提供一張證書,證明他們的化驗結果呈陰性。Patrick Poopel和我並肩站在圍欄的這邊,露出害羞的微笑,手裡拿著這張證書,準備好學習如何騎單車。Patrick,和你所想的不同,有些事情,女人永遠不會忘記。無國界醫生將於10月21日起,在全港5個地點,舉行「穿梭救援間」展覽,參觀者可以親身體驗前線人員在3個緊急救援時空的工作,當中包括伊波拉治療中心。展覽詳情如下:21-26/10  12nn – 8pm 九龍公園廣場27/10 – 5/11 12nn – 8pm 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7 – 12/11 12nn – 8pm 中環愛丁堡廣場15 – 16/11 11am – 6pm 香港科學園廣場18 – 21/11 11am – 6pm 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對出空地)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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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連最大的治療中心都爆滿,我只能拒絕一個又一個的伊波拉病人

按:{來自比利時的人類學家特爾博維奇(Pierre Trbovic),在八月底到達利比里亞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協助無國界醫生應對伊波拉疫情。他發現治療中心爆滿,醫療人員不勝負荷,而且輪候診治的病人排到街上,因此義務擔負起拒絕接收病人這種令人心痛的工作。}抵達蒙羅維亞不久後,我發覺伊波拉疫情的規模令我的同事不勝負荷。我們的治療中心──無國界醫生有史以來管理過最大的一個──爆滿了,而我們的項目統籌斯特凡(Stefan)要站到閘口拒收病人。在無國界醫生的任務裡,你要靈活變通。這不是一項我們計劃好要讓任何人去做的工作,但總要有人去做——所以我自動請纓。我站到閘口的首三天,雨下得很大。人們都濕透了,但他們繼續等待,因為已無別處可去。總要有人去做,所以我自動請纓我第一個要拒絕的,是個載著患病女兒在車尾的父親。他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並央求我接收他那年輕的女兒。他說即使知道我們不能救活她,但至少也能接收她,讓其他家人倖免於難。那一刻,我要走到其中一個帳篷後面哭。我並不羞於我的淚水,但我知道,為了我的同事,我必須保持堅強。如果我們都哭起來,我們就真的會有麻煩。另外一些家庭只會停車,讓病人自己下車後便開走,把他們遺棄。一位母親嘗試把她的孩子留在椅子上,她希望如果自己能狠下心離開,我們便會迫於無奈要照顧那孩子。我拒絕過一對帶著小女兒來的夫婦。兩小時後,那女孩在我們的閘口前去世了。在屍體清理隊伍到來帶走她之前,她的遺體一直在原地。我們定期有來自其他醫療設施的救護車駛來,裡面載著疑似感染伊波拉的病人,但我們無能為力。我們未能轉送他們到其他地方——所有地方都爆滿,直到現在仍是一樣。繁重的程序才能確保醫療人員的安全我一進入高危區,便明白為何我們不能接收更多病人。每個人都不勝負荷。伊波拉治療中心裡,有各項程序和步驟以保障每個人的安全。如果人們沒有時間跟從,他們便可能會開始犯錯。穿著完整的個人保護裝備可以花上15分鐘,而穿上後你只能留在裡面一小時,要在筋疲力竭和汗如雨下前脫下。你不能在裡面太久,否則會變得危險。病人的情況也不好,因此要保持帳篷清潔,清理所有人類排泄物、血液和嘔吐物,以及移走遺體,是很繁重的工作。我們無法在接收更多病人的同時,又不讓中心的每個人和我們的工作冒上風險。但向央求我們接收他們摯親的人,解釋我們的難處,並保證我們會盡快擴建中心,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我們能夠做的就是送贈一些家居保護包給病人,裡面包括手套、保護袍和面罩。這樣病人便可以獲摰愛照顧之餘,又減低感染他們的機會。大雨過後是烈日。有一天,一位長者在外面等了5小時,手裡只拿著一把破傘遮蔭。那時候他唯一對我說的話就是「陽光太猛」。這已虛耗他很多精力。他的兒子陪伴在旁,但不敢走近去做任何令他舒服點的事。當我們終於可以接收他的時候,他的兒子上前向我道謝,雙眼滿是淚水。有些人並非真的患病,但他們因害怕感染伊波拉而寢食難安——他們只想做病毒測試。但如果我們連正要死去的人都要拒絕接收,又豈可接收健康的人?其餘前來的人都只是渴求一份工作——他們願意做任何事,即使是運送屍體。一件一點都不容易的工作當我十分欽佩的護士們開始可憐我,說他們做不了我的工作的時候,我才知道正在做的事比想像中困難。一周後,人們說我要停止。他們看到這工作對我造成的情緒影響。那天下午一位同事過來找我,說有些東西要給我看。每當有人康復,我們都會為出院的病人舉行一個小儀式。看著員工聚首一堂慶祝這特別時刻,聽著出院病人感謝我們的說話,都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理由留在這裡。環顧四周,我看到所有同事都眼泛淚光。有時候我們流淚,有很好的理由。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輯所擬[caption id="attachment_29365" align="alignnone" width="780"] 特爾博維奇[/caption]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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