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黃與林

見過三十多歲的林燕妮的人都說她風華絕代。我猜是吧,否則情場老手黃霑不會對她如斯癡迷,拋妻、棄女,幸好那陣子未有網絡公審,也不盛行什麼「道德封殺」,再大的糾紛醜聞都是過了就算,不然霑叔肯定被貼上「渣男之男」稱號而永不超生。但任你再癡迷亦不見得不會反目,其後分手、拆伙、互罵,「黃與林」的商業和愛情合作皆以爭鬥收場,箇中理由各有說辭,清官難審男女事,更何况世上根本沒有清官。我兩個版本都聽過,他親口說的,她親口講的,這方說有的事,那方說沒有;那方說是黑的事,這方說是白的。截然相反的兩種「事實」,如果甲是真,乙必然是假,一翻兩瞪眼,必是其中一人在說謊,不存在什麼溝通誤解的餘地。所以,視乎你是誰的朋友,自會傾向選擇相信誰。我雖認識兩人,但視他們為前輩而非朋友,談不上選不選擇。真正令我感觸的是兩人的不熄怒火,若真要說相信,我選擇相信一個人的執著可以永恆輪迴。我仍記得那天晚上在灣仔竹家莊食消夜,談及分手了六七年的林燕妮,沒提半個愛字,說的盡是財務瓜葛,不斷強調該給的已給她,連不該給的也都已給她,只有她欠他,他對她可沒半點辜負。說時,眼中有火,心裡有恨,跟傳說中的愛至瘋狂完全沾不上邊。相同的故事到了林燕妮口中當然徹底顛倒,他拿走了一切,他欠債不還,他是個無情無義的可恨漢子。然而跟霑叔相同的是,當林燕妮說起舊事,眼中亦是有火,心裡同樣有恨,一輪嘴搶白不停,彷彿有熊熊烈火把她和他的五臟六腑燒得炙痛。愛恨情仇,管你聰明再大、才智再高,甚至整天修學談禪,終究難以放下——或許直到離世之日,當眼睛閉上,呼吸停頓,那時候,滄海再笑不笑,也無所謂了。[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80607/s00205/text/152830846837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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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仁:家姐才女 弟弟鬼才

林燕妮和兩弟一妺都先後被癌魔奪去生命,這恐怕與家族遺傳基因有關,姊弟的曠世才華可能也和遺傳有關。四姊弟妹之中,林燕妮和林振強最為人熟悉,一個是香江第一才女,一個是填詞界殿堂級鬼才。我和林燕妮不熟,只記得很多年前家中妹妹們每期都買《明報周刊》追看她的專欄,那個時候林燕妮三個字已響噹噹。關於林燕妮,有一個法律問題隨着林燕妮、黃霑、羅德丞先後離世,永遠成謎。事緣一九八八年黃霑在查良鏞先生家中向林燕妮跪地求婚,黃林在羅德丞律師見證下簽了一紙「婚書」,查先生是證婚人,按理這份婚書應該是合法文件,豈料若干年後其中一方竟認為這份婚書無效。林燕妮的弟弟林振強是公認的填詞界鬼才,然而外界沒有多少人知道他是黎智英的軍師。《壹週刊》印在雜誌上的口號:「不扮高深,只求傳真」,就是林振強的傑作。肥佬黎把林振強當作「神」,每期《壹週刊》出版後,林振強都會替每篇文章寫「閱後評」,然後用傳真機傳給肥佬,再由肥佬像派成績表一樣,把副本交給每個出席「鋤書會」的編輯互相批評。林振強為人非常低調,絕無恃才傲物,甚得《壹週刊》員工尊重,他為《壹週刊》和之後的《蘋果日報》付出不少心血。二○○三年林振強去世時,肥佬黎傷心欲絕,每當員工在他面前提起林振強時,肥佬眼淚便忍不住掉下來。[鄭明仁]PNS_WEB_TC/20180607/s00319/text/1528308471387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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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下台吧!陳帆!

約一年前,林鄭新政府委任陳帆做房屋運輸問責局長,輿論的評價是爆大冷。陳帆工程師出身,從未涉足政治,做機電署長時冧𨋢頻頻,表現乏善足陳。當時無人願意加入熱廚房,搵到人肯制已算好彩。鑑於疑點利益歸新政府,大家都願意畀機會這位新人試試。陳局長果然非同凡響,soundbite如雷貫耳。例如他說年輕人買不到樓,想買車是「讓自己的靈魂從軀體中出來游走一下」。例如出盡力推銷「一地兩檢」,竟然說「揀了終身伴侶唔等於放棄其他選擇」。但高鐵車廠出事,卻堅持是「甩轆」而不是「出軌」,因為「出軌」會令人想起婚外情。陳局長非常享受沉浸在金句不絕聲中,以為自己口舌便給、辯才無礙,殊不知這都是輕浮膚淺、毫無內容地噏得就噏。沙中線豆腐渣醜聞被傳媒踢爆,陳局長就第一時間跳出來護航:「其實你問我,在專業的角度,我覺得這是非常負責任……我希望大家在這個層面可以讓香港的專業工程團隊多一點信心。」及後高層知道事態嚴重,下令徹查,陳局長又馬上打倒昨日的我:「特區政府非常關注有關事項,所以路政署昨天要求港鐵進行一個獨立第三方的負荷測試。基本上我的理解,都係大家喺新聞嗰個報告先知悉事件。」哦,原來陳局長連基本事實都未搞清楚,靠睇新聞才知悉事件,竟然敢撲出來為豆腐渣醜聞辯護,要市民「多點信心」,然後不足兩天又急轉彎改口,說政府「非常關注」。如此水準低下的庸官,對重大問題都一時一樣,還有公信力嗎?其他的能力表現不計了,單是這樣,已應該引咎辭職,鞠躬下台了。[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PNS_WEB_TC/20180607/s00193/text/152830846669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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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華:主權在民 還權於民

1989年的天安門抗爭,適逢前所未有的眾多國際媒體匯聚北京,報道中蘇兩黨首腦自1960年代分裂後的首次會面。在尚未普及互聯網的時代,他們的文字報道和電視影像令全世界震驚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當局示威,並在其後的「六四」血腥鎮壓中,見證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暴和北京市民英勇無畏的抗暴犧牲。「八九.六四」因此成為世界歷史的重要一頁。全球民主化浪潮並非始於天安門——鄰近的菲律賓、南韓在此之前已開啓民主化。特別是菲律賓以「人民力量」迫使獨裁總統馬科斯下台,曾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即便如此,天安門抗爭和「六四」屠城的世界意義仍無可比擬,對共產政權尤其有似末世預言,直接影響到幾個月後的柏林圍牆倒塌,間接促動了「冷戰」結束。此後二十年裏一波又一波的「顏色革命」,都有天安門的身影。面對抗議民眾聚集的中心廣場,除了死於非命的齊奧塞斯庫(港譯:壽西斯古)和卡扎菲(港譯:卡達菲)以外,各國獨裁者沒有一個敢於效法「六四」鎮壓的鄧小平,對和平示威的民眾大開殺戒。對和平抗議的肯定,對民主化要求的支持,對屠殺的譴責,是當年北京學生和民眾走向天安門和長安街的根本信念,是世界範圍巨大反響的基本態度,也是香港民眾當即站出來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最重要原因。「平反六四,還政於民」是香港從未改變從不放棄的呼聲。每年「六四」夜,維園點點燭光,總是令我熱淚盈眶,感謝香港人,守護良知的堅持。這種良知,這種守護,如同「六四」抗暴中民眾表現出的犧牲精神,遠遠高於爭取大陸民主的具體目標,攜帶着人類尊嚴的超越意義,在今日尤其重要。各種反覆和困難如今的世界局勢與1980年代末期已有根本不同,民主制度正面臨艱巨挑戰。十年前歐美遭遇「金融海嘯」,恰逢中國成功主辦北京「奧運」,迅速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中共獨裁模式高歌猛進,令許多國家掌權者歆羨。此後的2011年「阿拉伯之春」,只有局部民主化成功,反倒繼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後,令中東陷入更深戰亂,且導致流向歐美的難民潮。歐美既有體制一方面加劇內部貧富差距,另一方面拙於應對難民問題,結果在多國引發民粹主義(populist)反彈。川普(港譯: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以及新近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所遭遇的各種反覆和困難,既令人反省現有民主體制的問題,又被威權統治者拿來作為拒絕還政於民的口實,給大陸追求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和渴望「真普選」的香港人民帶來格外嚴重的壓力。一直以來,威權統治同時在言說和專權兩方面壓制人民的民主要求。言說方面,北京近年來至少在兩點上刻意混淆是非。首先,民主制度遇到的困難,並非是對「主權在民」的否認。即使那些試圖扭轉民主制現實(如土耳其)或民主化趨勢(如埃及)的統治者,也不得不打着「代表」人民的旗號,盜取統治正當性。在這方面,中國走得最遠。北京以及為其辯護的文化精英將中共置於人民主權之上,在強力壓制不同聲音下於今年年初通過修憲,企圖造成「主權在國」乃至「主權在黨」的輿論場域。然而,由於「國」與「黨」的現代意涵無法完全清除掉對國民和非黨民眾的指涉,也無法獲得「君權神授」那種絕對「天命」的認定,這成為非常冒險的操作。無論怎樣訴諸革命歷史,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永遠無法完全取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是,必須要運作第二點,即,假設「人民主權」問題早已解決,目前所做的只是爭取「高質量」──用儒家傳統來說是「選賢與能」,用西方現代憲政傳統來說是用「代議制」防止「庸衆」劫持,用維持精英之為「頭」來防止憲政「身體」垮塌。這個「代議」精英的「頭」,就落實在今日的中共身上。結果,這兩點言說成了循環論證,通過後者虛置「人民主權」來論證前者「主權在黨」的必要性。「黨」再次落入工具性層次,無法與「人民主權」無可置疑的根本原則相對抗。於是,專權暴政成為必要的補充,決不能允許自由組黨,也決不能允許任何非黨指定的人民代表候選人參與選舉(雖然選舉過場仍然必須要走),必要時就出動國家機器的暴力手段。一定要讓人民忘記政治參與,忘記自己才是國族「主權」的主體擁有者。一定要讓人民生活在持續的政治恐懼中,黨才能稍稍紓解自己坐不穩大位的恐懼。「人民主權」失效的危機從「人民主權」這個概念剛剛出現在現代歷史舞台時開始,就存在着如何確認其代表權和行使權的困擾。民主先行者湯瑪斯.潘恩早在十八世紀就提出,執政權力必須每隔一定時期由人民再次授權,才能持續生效。這個「人民主權」失效的危機,曾經出現在文化大革命後的改革開放初期。而獨立於中共參選人民代表,正是「八九民運」興起的重要背景之一。1980年部分開放區縣人大代表選舉,曾帶來大學校園民主的短暫春天。1986年底大學生再次遊行要求參選,直接導致力圖保護學生熱情的胡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方勵之等人被開除出黨。雖然無法像1980年那樣進行校園公開競選,但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們沒有放棄,在各個宿舍樓裏挨門徵集選票,最終在1987年將方勵之夫人李淑嫻成功選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代表大會。可以說,胡耀邦逝世被視為1980年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大損失,引發學潮和全國性大規模要求民主的社會運動,與人民要求定期確認「主權」歸屬有內在關聯。「六四」鎮壓後的二十多年裏,中共數次面對挑戰選舉權的危機,不惜暴力壓制獨立參選人,恰恰表明傳統帝制退出歷史舞台後,「人民主權」的實質意義不容迴避。兩種主權立場的衝突在香港,問題表徵有所不同,但實質並無二致。「我要真普選」的口號能夠動員起數百萬港人參與政治和參與選舉的熱情,關鍵就在於,香港回歸後,舊的殖民者離去,卻沒有帶來起碼的政治解殖程序,一切都被北京代勞。表面上的「港人治港」,從來沒有得到過在地的「人民主權」充分授權來認可新治權的正當性。正是因為這種「空降」來的新治權,才會令人在聽到「五十年不變」的說法時,恍然如見回歸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新的殖民主子。內地網民乃至身為名校教授者,譏諷港人「殖民地習氣」,則屬完全迴避了真正的問題。事實上,北京巴不得港人老老實實接受新主子的殖民,千萬不要談論什麼文化的或者政治的「解殖」,更不要談論公民參政的主體性。世界範圍的民主困境和威權上升也告訴我們,僅僅爭取「民主」是不夠的,必須同時保有明確的社會願景。今日民主困境與偏向大資本大財團的新自由主義壟斷了意識形態場域有直接關係。在發達國家,科技發展縮減了必要勞動時間,大部分勞動力轉向服務業,卻又常常受到大資本擠壓。都市青年逐漸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力,但始終沒有得到恰切的政治表達。在民主轉型國家,則往往是轉型前將目標鎖定在狹義民主化,一旦初步成功,立即匆忙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很少保留足夠空間,難以支持社會探討不同發展渠道並蘊育進步價值。與此同時,今日的威權體制很少以軍政府獨裁的面貌出現,反而會充分利用高科技管控社會,實施愚民,而且通常與跨國資本交好,勇於為(國有)大資本撐腰做打手。這就從反面提醒我們,爭取變革本可以從反對資本滲透日常社會生活入手。「八九.六四」時所發生的,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主權立場發生正面衝突。從「六三」之夜到「六四」凌晨,痛斥鎮壓軍隊「法西斯」並不斷衝向槍口抗議、阻攔、搶救傷亡者的千千萬萬普通人,是在為公民的尊嚴站出來,是在作為大寫的「人」而犧牲。紀念「六四」,既是表達我們還政於民、安撫亡靈的要求,也是向那些勇敢的人們致敬,相信他們的精神與我們同在,與世界進步力量同在,只要我們還前行在這同一條道路上,他們就是激勵我們的光芒和力量,永遠不會被忘卻。作者簡介:前八九學生領袖,美國UCLA大學中國現代文學文化博士,現為獨立學者[文.王超華/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http://fs.mingpao.com/pns/20180604/s00184/c40d4ee8d40711ce2d2f23ba3eaff7c6.jpg;PNS_WEB_TC/20180604/s00184/text/152804881158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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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寬:反對的士司機扣分制

我反對實施的士司機扣分制,因為我近年遇到的都是優質司機。要像我一樣總是遇到優質司機,有一個秘訣作為乘客不可不知,就是先要把自己變成優質乘客。如何成為優質乘客呢?這點我很有心得。近年我多自駕,坐的士幾乎都是來往機場的,萬一急着傾幾百萬到過千萬的合作,我會跳上的士,叫司機行西隧過海,平時我自駕無論如何擠塞都是行紅隧。上了車我不會打擾車上有六七部手機不停自己接客或者替同行接客的司機大佬,如他們清閒要找人談天的話我一定奉陪,即使是用耳機聽音樂,也立即除下耳機,這點禮貌我是懂的,畢竟是坐人家的車,生命操控在別人手上。不管談什麼我都會站在司機大佬的立場,例如批評劣質乘客,我會說顧客不是大晒的。提到濫收車資,如果對方說樹大有枯枝,我會指不過是一兩個害群之馬,警察在放蛇也有問題,萬一上了優質司機的車,就是搶走了真正乘客坐車的機會。用這種態度與他們交談,很多時到了目的地他們也不捨得我下車。這是我以前在台灣坐的士時學會的。那時上了一部捧民進黨的車,如果說國民黨好,那下車時多半會嘔吐。扣分肯定不會令劣質司機消失,只會令原本優質司機也「谷鬼氣」,變得更加神經質,乘客一上車雙方便互相防衛。改變不了人,最佳方法是改變自己。[阿寬 ahhfoon@yahoo.com]PNS_WEB_TC/20180531/s00207/text/152770397519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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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頭惹的禍 文:余照

網媒各有立場,本是百花齊放;有明顯agenda者,近日把《視點31》陳百祥(下稱阿叻)與陳淑莊的土地大辯論剪輯上載,成了阿叻一言堂版本,不到四十八小時,就有逾十萬瀏覽,影響力不容小覷。這個網媒似用內容農場的手法經營,實為運用民粹手段集中某群市民的民族情緒,對準要批判的對象,一呼百應。例如今回阿叻發言,針對陳淑莊所屬政黨的言論並不算多,卻因為剪接效果,令人覺得阿叻是在攻擊該政黨。阿叻成名作是《運財智叻星》,1990年代由陳志雲向日本一電視台洽購版權,節目來港後經製作團隊重新包裝。阿叻帶領這個來自日本的節目,成為當年最高收視作品。節目集教育、資訊、趣味於一身,先有現象,後有提問,許多趣聞背後,都是一個個學問。令筆者印象難忘的是,有一孩子在寒天雪地,舌頭竟貼在電橙柱,無法動彈,顯得滑稽,又令人擔憂孩子狀况。這個節目如果在今天首播,經上述網媒報道,會不會寫出「主持人主持一個來自日本的節目,還算是中國人嗎」之類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言語批判主持人?不得而知;筆者想到的是,吐舌孩子對未知世界充滿好奇,本來想用自己舌頭來做個實驗,結果竟貼在寒天下的電燈柱。阿叻自認叻人,卻因該網媒塑造為反對政策的打手。而阿叻本人早已不是孩子,遇上未知世界,舌頭最好還是收回嘴巴,免得受人利用。[余照]PNS_WEB_TC/20180525/s00203/text/152718621258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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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民粹的下一站……

自古希臘以來,不少政治學者皆認為,民主的下一站便是階級鬥爭。傳統而言,一般人認為民主是人民有依據的抉擇(informed decision),而民粹則是政客以煽情的手法推動民意,走向極端。民粹主義者依賴大多數人的簡單取向,多數由個人利益出發,與不同階層的持份者提出控訴,展開鬥爭。民粹主義不一定由政客推動;有些人可能沒有政治目的,但卻希望民意能幫助他們達到某一假想結果,不知不覺間便造就了民粹主義抬頭。最近所謂土地大辯論便是最好不過的例子。我不相信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有任何政治目的,但他把香港「權貴」與劏房住客推往對立面,不難令人聯想到打倒「富人」專利這口號,正是一般民粹主義者的操作模式。翻查資料:香港經註冊的高爾夫球場運動員超過一萬三千人(相比網球協會只得三千註冊會員),沒有註冊的愛好者更肯定數以萬計。我們每年最少有四十項國際賽事,絕大部分皆在粉嶺高爾夫球場舉行。由此可見,高球運動在香港絕不是一種只有富貴少數人參與的運動。從另一角度看,香港到一九九六年止,填海面積共六千公頃;特別在港島,很多人均生活在填海土地上。與新加坡相比,後者自一九六五年起,填海佔總面積百分之廿二,是最大的土地來源。今天填海技術早已突飛猛進,要徹底解決香港房屋問題,除了填海,別無他法。那為何沒有人討論這課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也難辭其咎,重大如房屋土地問題,怎可恍若事不關己地拋出來,讓社會作毫無方向性地「辯論」?政府是社會的領導者,在重大議題上應負起領導地位,怎可容許階級鬥爭的計時炸彈隨時爆發?[湯家驊]PNS_WEB_TC/20180525/s00202/text/152718621246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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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村上與南京屠殺

日本官方忌諱二戰時期日軍的暴行。村上春樹在其新作血淋淋地描述南京大屠殺,而且層次豐富、不掩飾,不是懺悔、不是自我開脫,用故事巧妙地批判軍國主義如何殘害人性。《刺殺騎士團長》上下冊共八百多頁,細節不談,單單說其中一個人物,二十歲的文藝青年,熱愛鋼琴彈奏,被徵入伍,參與南京大屠殺。村上直接說明日軍濫殺無辜,路過的中國人被拉,摸一摸手掌,若是粗手粗腳的農夫放一條生路,其餘的不問情由大開殺戒。馴良的青年不能適應暴力,反被迫做劊子手,不用槍彈,手握日本軍刀,九牛二虎之力,砍斷中國人的脖子,但人的頭並不那麼容易砍落,沒法一刀了斷,只弄得全身血淋淋,俘虜痛苦得滿地打滾……青年成功斬了三次,就崩潰了,卻被長官與士兵嘲笑,對這個沒有軍魂的書生毒打。青年回日本後割腕自殺,閣樓鮮血滿如一個小水池。村上的筆觸平白,甚至有點自言自語,極少藝文修飾,但斬首而不斷的描述,血腥地呈現暴力;士兵團隊的欺凌,側寫集體罪行的盲目與壓迫。就算其中有個稍有人性的小兵,也逃不過被迫參與屠殺的命運。這個戰後自盡的小兵,他的哥哥在故事中也是一個反納粹的畫家,畫下了一幅「刺殺騎士團長」,無聲抗議。[馬傑偉]PNS_WEB_TC/20180525/s00192/text/152718621091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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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第四產業

華盛頓的Newseum聞名已久,今次終能造訪。七層樓的新聞博物館,表揚新聞工作者多年來捍衛新聞、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功績。適逢小兒子從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畢業,感受尤其深刻。美國雖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但如果沒有傳媒不斷監督,《華盛頓郵報》披露的「五角大樓文件」、牽連尼克遜總統的水門事件,和現仍在不斷發展中的特朗普總統通俄門,都會因建制擁權者肆意隱瞞致不見天日。缺少了保障公眾知情權的第四產業,既得利益者就可以為所欲為。放諸內地,政府若是認真打貪而非旨在肅敵,就應該放寬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容許記者調查官場的貪腐,施行獨立的監督角色。身處新聞博物館,不期然想起最近兩名香港記者在內地被打,特區政府窩囊地只表達「關注」,叫克盡己任竭力記錄真相的記者情何以堪。最近記者協會慶祝金禧,請來了南韓資深記者孫石熙主禮,其帶領的團隊揭發連串醜聞最終令總統朴槿惠下台。他勉勵香港行家「有時候或會陷於麻煩,但這是個過程,機會總會來的」;南韓傳媒經歷過更惡劣的時期,但都熬過了,守得雲開見月明。南韓獨裁專制年代記者受盡壓迫,但仍能堅持揭示真相的精神,甚至願意付上性命。相比之下,香港傳媒雖有老闆歸邊和自我審查的威脅,但絕對不是無希望。歷史是一個過程,今天違反普世價值的掌權者,遲早會被時代淘汰。[梁家傑]PNS_WEB_TC/20180524/s00202/text/152709941973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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