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L調查

陳奕謙先生在6月17日《明報》發表評論文章〈看了美國科米聽證會 不想回首香港UGL委員會〉（簡稱「文章」），分析美國前聯邦調查局長科米在參議院的作證過程，盛讚美國兩黨參議員問政質素，批評香港立法會UGL專責委員會「拖了又拖」、「毫無寸進」、「流於議員之間互相指摘」，「固然，建制與非建制派之間分歧甚深，但好地地一個專責委員會就要弄成這樣子嗎？」本人認為陳先生的立論方式以偏概全，無視香港政治制度的局限，無視問題的前因後果，然後作出不公允的結論，因此不得不回應。 須知道，所有問政或政策辯論方式，都受制於政治制度和議事規則。人所共知，香港立法會不是全面直選，建制派透過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以少數得票獲得立法會多數議席，而特首和建制派議員的權力都是源自中央政府的「祝福」，因此成為互相支持甚至互相包庇的管治集團。因此，縱使UGL案性質非常嚴重，已公開的資料亦令人有強烈理據質疑梁振英涉貪，但建制派照樣可反對徹查事件。上述專責委員會，只是民主派議員堅持以少數人的呈請方式方能成立，但由於立法會組成的不公，建制派仍可壟斷委員會的大多數席位（建制佔7席、泛民佔4席）及主席職位（主席為謝偉俊），委員會亦無法獲得賦

尚有不足一個月，梁振英就會卸任。上周四，他出席其任內最後一場立法會答問大會，繼續充分發揮其語言「偽」術。 民主派議員把握答問大會的提問機會，要求他交代私通周浩鼎修改立法會調查UGL事件專責委員會的文件，但梁振英還是堅拒認錯。 面對胡志偉批評他「如果沒有問題你不用這麼『騰雞』，用『橫手』改文件」，並提醒他「做國家領導人不是『免死金牌』。當年令計劃也是政協副主席，最終都要被『雙規』」。梁振英稱事件爆出後，「我主動向中央交代了所有情况，中央亦是滿意的，中央不是不知道的」。因而質疑胡志偉翻舊帳，「除了政治炒作外，我想不到有些什麼其他目的」。 譚文豪問他會否出席委員會的調查，他指：「如果這個調查委員會的作用只不過是『炒冷飯、做政治show』的話，那我相信任何一個人的答案都會很簡單。」擺明不會出席。 梁振英向來有「行騙長官」之稱，只因其特首之位根本就是「呃番嚟」。他自稱自己家中沒有僭建，並以僭建問題猛烈攻擊對手唐英年，因而獲中央支持，在選舉前夕指派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延東南下深圳為他拉票，選後，其家中的僭建問題隨即被揭發，他又以「大話冚大話」來掩飾。今次事件亦同樣，他一直利用語言「偽」術來搪塞，也不惜

早前，梁振英被揭發串通周浩鼎，私下修改調查UGL事件專責委員會的文件。及後，周浩鼎不得不辭去委員會副主席職務，平息風波。周浩鼎雖被揶揄是「豬一般的隊友」，但狼英卻對他不離不棄。上兩周的周四，政府公布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委員名單，周浩鼎仍再度獲委任，因而備受批評。 我們姑且不討論，周浩鼎反對同性婚姻的立場，是否適合出任平機會委員。但經過UGL事件委員會一役，周浩鼎的公信力與誠信，在市民心目中已經破產，所以他只會成為平機會的「負資產」。 然而，梁振英自上任以來，委任都是因應中聯辦的旨意，用人唯親，並利用公職作政治酬庸，導致特區的監察與諮詢架構失去原有效能及公信力。例子如負責監察廉政公署和警隊的獨立委員會，前主席分別為施祖祥和翟紹唐資深大律師，但在他們卸任後，梁振英卻委任親共的譚惠珠及郭琳廣。其任命明顯是以赤化委員會為本，非但不能挽救廉政公署和警隊目前低落的公眾形象，反而是帶來沉重的一擊。 回歸前，英國政府用人的先決條件，就是有關人選在社會上必須德高望重、具公信力，才可藉他來提升委員會的認受性。不過，梁振英與中聯辦卻是反其道而行，只重用那些背景深紅、知名度高的絕對奴才，即使那些人毫無誠信與公信力

UGL的問題，足足炒了近3年。除了某些政治人物之外，香港公眾人士顯得興趣缺缺，因為內容就是那一堆「舊聞」，沒有任何進展。而這些舊聞，已經一再解釋。如果真的是以事論事的話，提出指控的人士就應該針對當事人的回應，指出回應內容有什麼問題。但可惜指控的只是一再重複之前的論點，結果就是不斷打轉、沒完沒了。當然，目的單純是為了政治炒作的，「沒完沒了」可能是最好不過的選擇。 梁繼昌兩年半前去香港和英國稅局告了，稅局不查，立法會泛民議員要查，是為了什麼？立法會要查UGL事件，當然是有權去查，而立法會只需有20名議員支持就可以成立調查委員會。查是形式，查什麼才是內容。只是永遠無休止地強調形式的合法性，而不去充實內容，欠缺內容本質的形式就變得毫無意義。任何形式都要結合內容，那才是合情合理的行為。 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有興趣去調查行政長官在UGL事件中「有哪些屬應繳稅項目」。坦白說，個人印象中，立法機構從來沒有介入任何私人的稅務問題。本月初，稅務局向全港260萬市民發出報稅表。全港數以十萬計的公司企業，也須向稅務局呈交業務資料作為評定利得稅。稅務應如何評定，完全是稅務局的工作，也是會計專業上的工作。稅務局方

梁振英就其收取UGL 5000萬元的事件近日愈演愈烈。在立法會成立了專責委員會後，梁振英控告梁繼昌議員，指其就此事件的言論誹謗。 在周浩鼎被揭發代梁振英提出修改委員會調查範圍後，梁振英又指梁繼昌在專責委員會未有清楚申報誹謗訴訟，及作為投訴人的身分，存在利益衝突，應該像周浩鼎一樣辭任委員。 毫無理據的指控 首先，梁振英指梁繼昌可以在委員會發言或不發言或投票決定，作為要求梁振英撤回或和解其誹謗訴訟的籌碼，實是無稽。 《議事規則》第83條規定議員要向秘書處登記的利益，包括公司受薪董事、提供個人服務而收受的報酬、捐贈或贊助、土地及物業、公司等。而第83A條指出議員在未披露其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前，不得就該事宜發言等。訴訟和解的可能，不是立法會議員需要申報的利益。 再者，此種利益交換的情况，會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况下，指有議員可能會犯刑事罪行所以會構成利益衝突，根本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可能而已，實是毫無理據、匪夷所思的指控。梁振英訴訟的勝算如何、梁繼昌的言論有否合理辯解、梁繼昌是否需要「乞求」和解，根本無從得知。 更離譜的是，梁振英是在梁繼昌加入委員會後才起訟控告，即使有潛在

特區政治人才貧乏、質素參差、缺乏深度，已是不爭的事實。最近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調查梁振英UGL事件，更是愈弄愈不像話，正好證實了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先說梁振英寧捨向立法會秘書處表達意見之正途，逕而偷偷地走「政治後門」，企圖透過周浩鼎以議員之名提出修訂，明顯地是試圖在專責委員會不經意下修改調查範圍和方向；而周浩鼎竟然也缺乏政治智慧，糊裏糊塗地照指示而行，引起社會嘩然。尚幸周浩鼎最終能明白問題所在而退出專責委員會。 大家以為事件可見平息，誰知梁振英卻又不斷死纏爛打，務求令梁繼昌議員也一併退出專責委員會。梁振英的理據是梁繼昌過去不斷就UGL事件對他窮追猛打，及後梁振英向梁繼昌興訟，最終兩人需對簿公堂，所以梁繼昌不適合參與調查工作。 法庭的原則 從法理原則而言，假若審訊者與訴訟雙方之其中一方有特別關係，審訊者理應自動退席，以示公正。假若審訊者不肯退席而須由法庭作出決定，那麼法庭所堅守的原則是，必須有確實證據證實在客觀環境下，普通人會認為與訴訟其中一方有特殊連繫的審訊者，為了要確保公義得以彰顯而須退席。一般而言，審訊者與其中一方有密切良好關係，或有個人恩怨，均會客觀上令人產生審訊者有機會難以秉持公正之

《論語》孔子曾說「言必信，行必果」，視為誠信的原始解釋。 所講話必可信、做事一定會有結果，這個今人以為是最高的誠信原則，其實在孔子原文中，只是屬於「次等」的德行。很不幸，古代中國以為「次等」要求，今天的政治人物根本未能達標。 梁振英的UGL事件，纏擾經年，言必不信。他倒是「行必果」，發出律師信告誹謗絕不手軟。不論是立法會議員還是法律學者，只要是批評質疑甚至只是要求他交代UGL細節，都被他看作是「誹謗」。 他認為張達明不信任自己及UGL的聲明，是誹謗UGL。這名特首以為聲明便是「聖旨」便是「真理」，不容任何人質疑詰問嗎？ 對梁振英以及UGL的聲明提出疑點提問，只要言之成理，有何不可？談何「誹謗」？ UGL事件背後是誠信問題，包括作為特首有無申報收取UGL報酬的誠信，包括作為被收購公司的董事有無維護自己公司最大利益的誠信。 公眾利益，提問有理，何來「誹謗」？似乎梁表英認為，他的「言」社會便要「必信」，否則便是「誹謗」。霸道做法背後突顯心虛。 周浩鼎身為監察角色，卻和被監察調查對象私自接觸，隱瞞迴避，何來「誠信」？ 「保皇黨」輕輕放過，只視為「手法可以更好」的技術問題，視誠信為何物？ 港珠澳

無可選擇，豬隊友終於退出專責委員會，是止蝕的指定動作。但退是退了，卻不是壯士斷臂，而是拖泥帶水。 五分鐘記者會，三番四次強調沒有違規違法，也沒有隱瞞，請辭是為了平息政治紛爭，讓調查委員會能正常運作。 表面聽來，他並沒有絲毫認錯。但試想想，若仍留在委員會內，繼續擔任副主席，今後提交的每份文件、提出的每個建議，甚至講的每句話、寫的每個字，都會給對手質疑是否鸚鵡學舌地反映長官的意思，不但委員會無法正常運作，很可能搞到他自己的腦袋也無法正常運作。 五分鐘記者會，豬隊友只回答幾個問題。記者問他辭職有沒有問過長官？有沒有得到長官批准？他並沒有回應，一臉尷尬，匆匆離開。 你可能覺得奇怪，豬隊友是最有前途政黨的副主席，又是民選議員，並不是長官的下屬，他的辭職，與長官何干？為何要問過長官，得到他的批准？記者是問錯了問題嗎？ 有個說法是這樣的：醜聞曝光後，政黨高層緊急開會，除了少數強硬派外，絕大多數都建議豬隊友辭職止血，以免危機惡化，變得失控。 但當天的記者會，豬隊友只拋下充滿懸念的一句「不會留戀」，然後就沒有下文。黨友高層當然感到錯愕。 說好了的辭職呢？忽然不見了，當然是有苦衷的。政圈耳語稱，是長官不贊

現在不是百萬富翁遊戲節目，答對了不會有五千萬獎金。應該說，那五千萬要交稅與否，一毫子都不會進入任何一位香港市民的口袋。可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對梁振英感到憤怒，不因為錢，而是因為梁振英連日濫用傳媒公器和立法會議員辯論那五千萬的稅務問題。事情給我的感覺，就好像大家在談判合作條件時，有個人跳出來討論合約上的標點符號用得正不正確、字體大小是否適當，而迴避了問題的主體（這好像不是比喻，梁先生真有這嗜好[1]）。 五千萬問題的本質是甚麼？其實就是香港廉潔的精神。試想想，為甚麼要有許仕仁案？新地和許仕仁，一個願付，一個願收，與人無尤。這不是六七十年代的警察收黑錢，無人被脅逼，有誰是受害者？但是這不容於香港，因為我們期望任何一位公職人員都有至高的廉潔標準，不單不能收受利益，更不能讓人覺得可能在過去現在或將來，因公務之便收受利益或給人好處。 梁振英的五千萬問題是申報。只要合約存在就應該申報，因為UGL有權向就任特首後的梁振英作請求，即使如梁振英於星期二的回應所言，UGL沒有向他要求提供任何服務[2]，但UGL提出要求的權利還是存在。況且，與UGL簽署一份與DTZ有關的合約而DTZ相關人士不知情，本身就涉嫌損